我叫文静，今年二十八，结婚刚满三个月。老公是我上大学时的同学，我们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同乡人，念的是一个高中、一个大学，毕业后就领了证，村东头的老槐树还替我们作过见证呢。
我在镇上的文化站做点文书活儿，写写简报、登登通知，偶尔去县里送材料；老公在市里一家跑外货的公司做销售，虽说不在老家干活儿，可心还在咱们这黄土地上。
从谈恋爱起，他就把每月挣下的钱全都交到我手里。他说我细心，又会盘算，钱攥在我这儿比放银行踏实。那时候我们就合计着要买房，将来生娃也得有个落脚的地方。他爸他妈老实巴交一辈子，也没啥积蓄，全靠两个年轻人自己攒。
好在我也是个实诚人，过日子不乱花，柴米油盐一笔一笔记清楚。三年咬牙苦撑，终于在城里买了套六十平的小屋——墙皮掉渣都认了，只要能落户就行。搬进去那天，我还烧了一锅热水，给老公煮了碗热汤面。
可就在理账的时候，我发现了个怪事儿：每个月一号，卡上都会准时转出去两千块，打进另一个账户。一开始我以为是他孝敬老人的钱，没多问。公婆住得远，在隔壁县的老洼村，逢年过节才回一趟，平日都是电话联系。
直到结完婚第一个国庆节，我和老公提着点心匣子、花生油，回老洼村探望二老。中午吃完饭，婆婆坐在门槛上择豆角，我就随口问了一句：“妈，小山每个月给你们打两千块钱，够花吗？要是紧巴，再多打些也行。”
婆婆一愣，手里的豆角差点掉地上：“啥两千？哪个两千？”
我更懵了：“就是每个月一号打的那笔钱啊！你们没收到？”
婆婆脸一下白了，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只喃喃道：“没……没这事。你公公偏瘫好几年了，连手机都不会用，哪来的账户哟……”
我看她眼神不对劲，心里咯噔一下。再一想，莫非这钱没给爹妈？那是给了谁？
假期一结束，回到家我就拉下脸来，晚饭也不吃，坐在炕沿上盯着他说：“赵山，你说实话，那两千块到底打给谁了？是不是在外头有人了？养女人还是养孩子？”
他低头抽烟，半天不吭声。
我急了：“你不说是吧？我明儿就去信用社查流水去！看看到底是谁吞了咱家的钱！”
话音刚落，他猛地把烟头往地上一摁，站起来冲我吼了一声：“你敢！”
那一嗓子像炸雷似的，震得窗框直抖。我从来没见他这样凶过，吓得往后一缩，眼泪唰地流下来。当晚我把自己锁在屋里，趴在被窝里哭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天还灰蒙蒙的，我听见厨房有动静。推开门一看，灶台上的锅正咕嘟咕嘟冒着泡，小米粥炖好了，咸菜切得细细的，还摊了两张鸡蛋饼。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夹克站在桌边，轻声说：“起来啦？趁热吃吧，吃了还得赶班车。”
我坐下，一句话不说，一口一口嚼着饼，味同嚼蜡。
终于，我放下筷子，冷冰冰地说出一句连我自己都不敢信的话：“咱俩离了吧。”
他叹口气，蹲在门口，两手插进裤兜里，望着院角那棵枯了半边的老柿子树：“真想知道？你受得住吗？”
我没答话。脑子里翻腾着各种念头：莫非他背着我认了私生子？或是欠了赌债被人逼着还？可他平时连牌都不摸啊……
他又说：“周六，我带你去个地方，你就明白了。”
接下来这一周，我像揣了块石头过日子。吃饭不香，走路恍惚，夜里总梦到他抱着个孩子喊“爹”。
好不容易熬到周六，鸡还没叫我就醒了，摇醒他：“走吧，该说清楚了。”
他没多言语，骑上家里那辆二手摩托车，载我出了门。一路颠簸几十里路，进了城西一片破旧的老居民区。那儿的房子全是八九十年代盖的筒子楼，外墙裂得像干河床，墙根堆满破纸箱和烂菜叶。
他在三单元楼下停了车，拐进旁边小卖部买了一兜苹果和两盒饼干。拎着东西上了三楼，敲响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屋里传来沙哑的声音：“谁呀？”
“干妈，我是小山。”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头发花白、背驼得厉害的老太太站在门口。看见我老公，眼眶一下子红了：“哎哟我的山子，咋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屋里乱糟糟的……”
她说着连忙收捡桌上豁口的碗筷，又是擦凳又是拍灰：“快进来坐，快进来。”
我跟着进屋，脚踩在掉漆的水泥地上，屋里一股药味混着霉味扑鼻而来。客厅不大，一张破皮沙发掉了弹簧，一坐下去就塌腰；墙皮大片剥落，墙上贴满了膏药广告。
我坐在沙发上，轻轻咳了两声。老太太抬头看了我一眼，有些局促：“你是……小山的新媳妇？长得真俊。”
老公点点头：“干妈，这是我爱人，文静。干爸呢？我去看看。”
他掀开帘子进了里屋。我悄悄瞄了一眼，见床上躺着个老头儿，盖着发黑的旧棉被，呼吸很轻，脸上罩着氧气管。
厅里只剩我和老太太坐着。空气安静得吓人，窗外晾衣绳上挂着几件病号服，在风里轻轻晃。
我勉强笑了笑：“小山从没跟我说过你们……他还有干爸干妈……”
老太太没应，反倒死死盯住我看，眼睛湿漉漉的。过了好一阵，她忽然抹起眼泪，喃喃道：“强子……强子要活着，也该娶你这样的闺女回家了……”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我知道了，这“强子”，一定是她的亲骨肉。
我不敢接话，生怕戳痛她心口的疤。
这时老公从屋里出来，声音低沉：“干爸昏过去了，看着不太好。要么送医院？”
老太太摆摆手：“算了……在家好，走了也安心。”她抹了抹眼角，“让他歇着吧。”
老公转身看着我，搓着手，喉结上下动了动，终于开口讲起从前的事。
“她是强子他娘，也是我干妈。我和强子打小在一个村里长大，他是我奶奶隔壁的娃。我们穿开裆裤就在一起玩，爬树掏鸟蛋，下河逮泥鳅，夏天偷瓜，冬天刨雪坑藏弹弓……”
他顿了顿，嗓音有点颤：“我们拜过天地，喝过血酒，磕过头，他叫我哥，我护他如亲弟。”
“后来我考上大学，他落榜了。我说请他吃顿饺子，他还乐呵呵说：‘哥，我也要送你一件礼，等开学你就知道了。’”
“可整个暑假他都没影儿。听他奶奶说，进城打工去了。”
“快开学那几天，他奶奶来找我，塞给我一部诺基亚手机。崭新的，还包着塑料膜。我当时高兴坏了，问他回来了没有。奶奶没说话，光流泪，后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说，强子没了。那天夜里暴雨，他在工地加完班回来，过马路被车撞了……当场就没气了……”
“老板结了工钱，他爹娘听说这是他最后的心愿——给考上大学的兄弟买手机当贺礼，就把这点钱托人送来……还求我，替他们认个干儿子，好歹老了有个念想……”
说到这儿，老公已经哽咽得说不出话。他蹲在地上，额头抵着膝盖，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挨罚的孩子。
“从那年起，我就开始给他们寄钱。最早是五十、一百，学生娃哪有钱？后来上班了，才能每月拿得出两千。我不敢断，怕他们倒下去，怕我对不起强子……可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怕你不理解，怕你觉得我不务正业……”
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往下掉。
原来不是偷情，不是挥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义气和良心。
我后悔极了。不该怀疑他，不该拿离婚压他。这个男人，用整整十多年的默默坚持，扛起了一份生死之约。
临走前，我偷偷进屋看了一眼强子的父亲。老头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嘴里哼哼唧唧说不清话。床头一瓶药水已经见底，连瓶标签都磨花了。
我从包里掏出身上所有的现金——一千六百块，悄悄塞进枕头底下。没让人看见。
回去的路上，摩托车在乡道上突突地跑，风吹得我眼睛酸涩。
到家后，我把钥匙放在茶几上，轻轻对他说：“以后，咱俩一起管这两位老人。每月三千，不能再少了。钱不够，我也可以接些缝补的活儿做。过年咱杀口猪，腌点腊肉送去；天暖和了，我去帮他们拆洗被褥、刷刷屋子——那味儿太重，对病人不好。”
他愣住了，随即紧紧抱住我，头埋在我肩上，低声说了句：“谢谢老婆。”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什么是夫妻。
人这一辈子，走得长也好，短也罢，关键看你跟谁一块走。
遇上对的人，一天像一眨眼；错了人，一年像熬冬。
我记得屯子里有个瞎眼的老郎中说过一句话：“两个人睡一张炕，心要是贴在一起，冷风都吹不透。”
我很庆幸，我嫁给了山子。
也很佩服山子，能记住一个兄弟的情。
有人说现在这世道，人心薄得像层纸。可我觉得，只要还有人在为死去的人守信，为孤苦的老人尽孝，这片土地就不会荒。
我也还在找我的归处。也许我还没遇见那个肯为故人风雨兼程的男人，但我知道——像山子这样的人，不会绝种。
总有一日，风会把他吹到我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