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在西班牙人A·雷马斯在上海兴建中国第一家电影院的那年，离虹口不远的提篮桥，降生了一个名叫胡瑞华的小女孩。这个时间的巧合，好像命中注定她这一生要和电影结下不解之缘。这个女孩日后以艺名胡蝶闻名于世。
作为中国电影史中久负盛名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胡蝶成名之早、声誉之高、享誉时间之长，可以说在同期电影明星中，鲜有人可与之比肩，堪称明星中的明星。胡蝶从影40年，主演了90余部电影，几度被封为“电影皇后”；直至她的暮年，胡蝶仍然为影迷们崇拜。对于老影迷来说，胡蝶不仅仅是一位明星，这个名字还代表着一个时代，甚至是一种文化。
不过，伴随1989年胡蝶在温哥华去世，一代绝色从此淹没在墓园的浅草绿茵中。直至2016年初，50幅胡蝶生前珍藏的照片出现在加拿大温哥华美术馆亚洲馆，才重新唤起人们对一代影后的记忆。据温哥华美术馆亚洲馆兼任总监郑胜天介绍，那场展览结束后，他便邀请中国电影史研究者李镇共同筹备一场规模更大的胡蝶影展。李镇查阅了数千份资料，考证出许多老照片的相关信息。于是，205张照片由胡蝶本人保存下来的数十年演艺生涯的图像资料，在2016年11月第一次回到中国，展出于北京泰康空间，并在时隔一年多后来到上海。有的照片虽然逐渐褪色，但昔日影后的光彩却在观众眼前复活了。
“越是做到华丽的地方，越是不脱庄严的气派”
胡蝶的童年时期恰逢中华民族的巨变与电影行业一同出现。1908年，胡蝶在上海出生，同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驾崩，胡蝶的一生见证了当代中国从封建帝制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变革，以及时至胡蝶逝世的1989年台湾与大陆的冷战。
胡蝶的父亲在铁路局工作，她从小随父母游历了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和广州，横跨了大半个中国，后随父退休定居在广州。多处的生活经历使胡蝶精通北京话、广东话和上海话，见多识广的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多门语言，这些素质使年轻的胡蝶不知不觉间为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基础。
16岁时，胡蝶搬回上海，考入中国电影学校成为首届学生，并在那里开始使用艺名胡蝶，取义蝴蝶的自由飞翔。学习期间，胡蝶接受了多方面的训练，甚至有汽车驾驶和骑马课，而且包括当代的生活方式和任何在当时看来一个演员所需要的技艺。胡蝶对摄影也有研究，是很多自己照片的摄影顾问，当她事业刚起步时，常常纠正记者的拍摄角度和用光的瑕疵。
1926年，18岁胡蝶的照片登上了上海著名画报《良友》创刊号的封面。这一年，她主演的电影《秋扇怨》不但是她银幕生涯真正的起步，也是成名的开始。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电影探索艺术、技术、市场道路的纯真年代。无声电影演员动作夸张、表情丰富的表演一度很流行，影坛诞生了第一批擅长“表演”的电影女明星。胡蝶的风格在当时已经显得与众不同了。她的表演写实，动作性不大，注重内心体验。《红玫瑰画报》曾这样评价少女胡蝶：“胡女士素性沉静，有闺阁之风，无浮嚣之习。”
从现存胡蝶影片来看，观众几乎看不到胡蝶“表演的欲望”，她似乎压抑住了表演，更多地表现出人性的、一般表演技巧无法达到的境界。这是胡蝶在早期电影中对于电影表演艺术规律的早慧和自觉。一位以前很少看电影，自称“守旧礼教的女子”的观众自从看了胡蝶主演的《桃花湖》后，就迷上了胡蝶，她认为胡蝶在电影中“越是做到华丽的地方，越是不脱庄严的气派”。1940年，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在看过胡蝶主演的《绝代佳人》之后，这样公开评价她：“胡蝶的表情自然是有她一派的；她以沉着自然见长，足见修养程度之深”。
三十年代的华彩乐章
上世纪20年代，上海普通工人拿着20元月薪，便可衣食无忧。胡蝶在明星影片公司除了片酬，还可以领到2000元的月薪，是上海平均工资的100倍，足见明星公司对她才华的器重，而胡蝶则以接连的卖座影片回馈公司。
1928年，胡蝶出演的《火烧红莲寺》第二集票房大卖，此后不到四年间，她连续主演该片的续集直到第十八集。一时间，影坛掀起了武侠神怪片火光剑影的风潮。观众陶醉于胡蝶在银幕上飞檐走壁、飘飘欲仙的“轻功”。但胡蝶因影片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而陷入了苦闷。她此后的作品发生了明显转型，在《富人的生活》《桃花湖》《自由之花》《歌女红牡丹》《啼笑因缘》等电影中，胡蝶饰演了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的人物，受到观众好评如潮。
1933年3月5日，胡蝶主演的《狂流》在上海首映，引发轰动，此片以1931年大水灾为背景，讲述了社会底层与富人阶层的斗争，真实的洪灾场面是民族危亡的隐喻。左翼影评人认为“在国产影片当中，能够抓取现实的题材，而以正确的描写，和前进的意识来制作的，这还是一个新的纪录”，称赞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
1935年，胡蝶的婚礼是当时重大的文化事件。除了亲友们的祝福，进步的电影人士希望胡蝶将来能突破家庭的束缚，继续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职业女性。田汉写过一首贺诗《别关在厨房里》赠给胡蝶，希望她不要丢掉电影事业：“昨夜飞来红帖子，一时举国欢无比，煮酒都开玳瑁筵，罗丝看秀鸳鸯字。所惜今日事急矣，严霜将已大风起，也应三日下厨房，莫把生涯关在厨房里！”
但是，胡蝶不受这些目光的控制。事业上如日中天的她，婚后的选择却是逐渐回归家庭，她的后半生集中精力相夫教子，辅助丈夫的事业。对于外界对自己年龄和容貌的挖苦，胡蝶也释然地回应说：“在现实生活是这样，在舞台也是这样，不能永远是主角。”胡蝶不同于传统女性，更不同于当时所谓摩登的进步女性或现代女性。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里，红粉战战兢兢，佳人庸碌一生，胡蝶选择家庭不是源自婚姻交易，而是对于所谓“进步”的另一种物化的第二次反抗，来自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坚守。
在中国电影史研究者李镇看来，胡蝶在不同时代关键期的人生选择，恰恰证明了她为何配得上“电影皇后”之名。“看到胡蝶的照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看不到她的矫饰；她的面庞和姿态中有一种安于平凡的、笃定的、富有热度的气场，她有超越于虚名的高贵。她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如《脂粉市场》《某夫人》《后门》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女性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天性和权利，她在生活中的选择亦如此。她甚至一直都在有意识地抗拒‘明星’这种身份对于自己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扭曲，拒绝在商业和权利生态中被过度消费。她也不顾进步人士的提醒，‘我行我素’，寻求人生更多元的可能。正是胡蝶的这些觉悟让她荣辱不惊，使她在天性受到禁锢前成功逃脱。这一点对于生逢乱世的女性太可贵。她很早就觉察到了现代性的异化和制约，静静地寻找着更深刻的解放。造就胡蝶成为明星的正是她强大的独立人格，她是自己人生的赢家，她是一位真正的皇后。一句‘蝴蝶要飞走了’是她临终参透生命要义，平静面对世界的有力注解。”
（本文参考三川出版社《影后胡蝶》相关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