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摇滚乐队Beyond成立于1983年，是华语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1993年乐队主唱黄家驹意外去世，乐坛内外一片唏嘘；后乐队以三人形式继续发展，2005年正式解散；但这些没有影响Beyond的歌曲传唱至今。
音乐人刘卓辉曾为Beyond乐队、陈奕迅、张学友等歌手创作歌词，其中为Beyond填写的《大地》、《情人》、《长城》、《农民》等许多作品都成为金曲，他因此被称为Beyond乐队的“御用填词人”。刘卓辉也是最早将内地音乐文化推向香港市场的人之一，他创立的大地唱片率先以香港模式签约和包装内地歌手，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近日刘卓辉出版新书《Beyond正传3.0》（三联书店，2018年6月），回忆他与乐队成员的交往点滴，以及他所经历的香港与内地乐坛三十年。他写出了他的视角下，Beyond从地下乐队，到走向主流，在商业化和摇滚乐之间徘徊，后来痛失主唱，回归摇滚，最后告别的历程。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选刊部分文字与读者分享。
本文节选的一段往事发生在1988年。Beyond乐队第一次远赴北京举行演唱会，演唱了国语版《大地》和崔健的《一无所有》。那年香港还未回归祖国，Beyond刚刚开始在主流乐坛崭露锋芒，而北京的观众对他们的粤语歌有些茫然。不过，内地和香港的摇滚乐，正是从这时开始有了交流的可能。
《现代舞台》
不羁的少女仍旧在故作端正
风骚的政客仍旧是故作公正
我写词的《现代舞台》每一句都像在骂人，批判娱乐圈、人生、政治，这首歌成为专辑的名字，也是主打歌。当时年轻，火气很大，看什么都不顺眼，但这首歌市场反响并不大。
《大地》
在那些开放的路上 踏碎过多少理想
在那张高挂的面上 被印证了几多
我们合作的第二首歌曲是《大地》，我没有想过会红，可事实这首歌就是红起来了，并且入选十大金曲。从此我有个外号“大地辉”。
Beyond 发来的Demo上写着《长江》，就让我意识到这首歌要写大陆。当时并不知道是阿Paul（编注：乐队成员、吉他手黄贯中）来唱，就算知道也没用，因为之前对阿Paul的声音并没印象。
《大地》是一个关于我叔公的故事，写的是两岸关系，大陆与台湾。说来话长，要追溯到1949年甚至更早，打败仗后国民党转移至台湾，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军人，就这样与大陆的亲人分隔。两岸关系从此不再简单。直到1987年，台湾宣布开放，容许老兵回大陆探亲。我祖父的弟弟、我叔公就是有着一个这样的故事，他也是1949年就去了台湾的国民党老兵。
这首歌很非主流，题材是两岸关系，其实跟香港没什么关系，却成了香港乐坛的一首金曲，世事就是这样难以预料。虽然有人批评《大地》写得不好，我仔细再看也觉得不算很好，但流行曲就是这样，不一定是完美才可以流行，更讲求的是机缘。我对此深有体会，往后即使有自己认为写得更好的歌词，却未必能够流行起来，但《大地》就是这样红了二十几年。
后来我创办唱片公司，继续沿用“大地”这个名字。
虽然Beyond 签约了Kinns，但前两张唱片还是不叫座，销量一般。同期的达明一派和Radias 已经大红大紫。
《现代舞台》没有大卖，真正令Beyond 红起来的是《秘密警察》，1988年的9月。《大地》收录在《秘密警察》中，这张专辑能更明显地看出Beyond 转向商业化的痕迹。在《秘密警察》之前的几张专辑是Kinns 出品，由宝丽金代理发行，《秘密警察》及之后Kinns 只做Beyond 的经纪人，唱片合约属于新艺宝。
新艺宝属于宝丽金的系统，但却是另一个独立的品牌。新艺宝的负责人是陈小宝，原来是著名电台DJ，外号“音乐字典”。新艺宝是由宝丽金和当时做电影非常成功的新艺城电影公司合作开办，当时也签了新人王菲、大牌张国荣。张国荣原本是华星唱片期间走红的，后转签新成立的新艺宝，估计跟可以多拍新艺城的电影有关。这样，香港两大男歌手谭咏麟和张国荣，都在宝丽金唱片的系统里了。而关于王菲，我还记得她刚出道的1989年，有次演出中，坐我旁边的陈小宝就说，她一定会红。坦白说，我当时没觉得。那时她叫王靖雯。
《大地》首次换了由阿Paul主唱，也是Beyond一个很不同的尝试。对比家驹的沧桑沙哑，阿Paul是干净响亮的，对市场来说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结果真是选对了。专辑内一首阿Paul自己词曲唱的《愿我能》也让我印象深刻。
秋意正浓的10月，Beyond到北京的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两场演唱会。当时在北京，应该没有人认识Beyond，跟现在人所共知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内地，开始出现摇滚乐，可能是主办单位觉得办一场摇滚演唱会是可行的，加上找来一支来自香港的乐队，只需“香港”两个字就可以卖座。
那场演唱会，Beyond经理人Leslie邀请我同行北上。之前我已经去过北京两次，而他们全都没有去过，于是我担当起一个识途老马的导游角色。那次北京之行我们一行八人，包括Beyond 当时的唱片监制王纪华和打击乐手兼乐队助理小云（小云就是在91演唱会里的打击乐手，我最有印象的是他在《大地》里那段表演）。
北京那边的负责单位没有让我们从香港直飞北京，而是经历了重重波折：首先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住了一夜，Beyond 晚上去广州电台做了一次节目，第二天广州坐飞机到天津，天津坐两小时的小巴到北京。折腾了整整两天才到达目的地，从香港到北京本来只是半天就可以搞定的事，太没有效率。那边的解释是票源太紧张，不好订，可我发现是为了省钱，广州飞天津比起香港飞北京便宜一半。
抵达北京的黄昏，住进燕京饭店，由于大家对往返都要走天津、广州，很是不满，最后没有去场馆视察，我带队去前门的全聚德吃烤鸭。
第二天，Beyond 去场地彩排，我和Leslie 去处理购买回程机票北京飞香港的事情。当年买机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东奔西走忙碌了一个早上跑了两个售票点，中午吃过饭之后才有空到首都体育馆看看。还记得在门口的售票处旁边有一张演唱会的海报，是手绘的，有Beyond的大头，上面写着：“香港超越（Beyond）乐队演唱会”。
后来听家强转述，家驹特地在场外“视察”一番，遇上一个卖黄牛票的人，向他兜售这场演唱会的门票。5元一张。
第一晚的演出我因有事而没有去看，听说开场的时候坐满观众，有18000 个座位，但唱到中场却走了一半的人。对于第一次跑内地演唱的香港乐队来说，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而且他们主要是唱广东歌，还能吸引到18000人前来，算是很厉害了。
第二天中午，家驹说约了演唱会主持人吃饭，叫我一起去。主持人袁心很漂亮，说话经常夹杂国语和英语，估计家驹很需要我这个翻译。最后，我被他们安排跟袁心在第二晚演出前开开玩笑去暖场。
那个晚上，我见证了内地歌迷对于香港摇滚乐队的热情，是有广东歌与国语歌之分的。在Beyond 唱着他们的首本名曲时，观众的反应很冷淡，真的看到中场就走了一半人。第一个高潮位，是黄贯中唱国语版的《大地》，在《大地》中段穿插的独奏部分，也很受欢迎，特别是当世荣drum solo的时候。
然而，观众情绪最热烈之时，是当家驹唱起了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崔健的《一无所有》，是出发前我向他们建议的曲目。因为考虑到在北京演出，出发前选了三首歌以国语来唱，另外两首是我临时改国语歌词的《大地》和《旧日的足迹》。
Beyond版本的《一无所有》，有着另一种有别于崔健的味道，家驹独有的个人风格与嗓音，加上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就成了我听过最好的一个重唱版本。那几年，内地对翻唱歌曲没有版权保护或限制，很多内地歌手灌录专辑，都会录一版《一无所有》，可作者崔健，应该也是“一无所有”（版税方面）。
据说在第一天彩排的时候，崔健和一帮人到了首体探班，互相认识一下，之后因为要到长城演出，没看演唱会就走了，想到那时四子不太“普通”的国语，他们交流的场面应该蛮有趣的，可惜没有我在场翻译。
最后，“香港Beyond 乐队超越演唱会”以一首国语版的《旧日的足迹》结束，没有返场。
那次是Beyond 第一次北上开演唱会，他们也是第一支在内地举办演唱会的香港乐队；同年，侯德健还上春节晚会，唱出《龙的传人》。那次的经验打开了内地与香港摇滚的交流。1988年离香港回归还有近十年。内地的流行音乐甚至摇滚乐才刚起步，而香港已进入黄金年代。
时代背景如何造就了在音乐道路上的不同方向，从崔健与Beyond 身上我们可以窥探一二：他们是同代人，崔健生于1961年，Beyond 四子则生于1962-1964年；同样是“60后”，一个成长于“文革”时期的内地，另外四个成长于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同样走在摇滚的路上，有着鲜明的分野。这样的背景下，大家各自认识音乐的轨迹肯定不一样，香港这边接触流行及摇滚音乐比内地容易得多，但也更商业化，注重包装。
这一年年初，Beyond 已经由五子变成了四子，刘志远离队，与梁翘柏组成了二人的浮世绘乐队。有趣的是，“浮世绘”又签了Leslie，与Beyond 同一家公司。再后来，刘志远已经很少走到幕前，主要是参与幕后的制作，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就是由他编曲的，他在编曲方面颇为成功。而梁翘柏近年在内地发展也很成功，已经是《我是歌手》等音乐类节目的知名音乐总监了。
本文节选自刘卓辉 著，《Beyond正传3.0》（三联出版社，2018年6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