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地一声惊雷起。
作为“早教*股”的美吉姆又摊上事了，课还没上完，门店却“人去楼空”。7月7日，成都美吉姆早教中心被曝3家门店闭店停课，拖欠员工薪资，学费追讨无门。
无风不起浪。从去年以来，全国多地关于美吉姆的坏消息可谓铺天盖地，涉及苏州、上海、珠海、厦门、福州等，恶劣的是，宣布关门的前一天，销售还在疯狂的推销数万元的课程包。
无独有偶，几乎与美吉姆同一时间，据柳州晚报报道，柳州市积木教育在以活动优惠的形式，吸引会员缴纳大量费用后，突然发出停止运营通知，并启动破产清算程序，打了所有家长一个措手不及。
事实上，美吉姆代表的不过是行业缩影，早教机构的连环“爆雷”，近两年已是“愈演愈烈”。2021年12月，杭州两家巧虎早教中心实控人失联；2022年8月12日，金宝贝重庆7家校区宣布暂停运营，“有家长交了几万元，一节课还没上”。
2022年8月14日，知名早教机构“七田真”关闭了北京地区的11家门店，上千名家长要求退课，费用超过1000万。
除此之外，还有纽约国际、科贝乐、巧虎、爱悦堡等早教品牌纷纷闭店。在黑猫平台上，关于早教机构的投诉触目惊心，“退费难”、“踢皮球转课”、“割韭菜”等关键词被屡屡提及。
▲图/黑猫投诉平台
细思极恐的是，早教机构的“跑路甩锅”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找大品牌做加盟，大肆做活动收费，择机对外表示经营不善悄然关门，再将门店转给一个没钱没房没车的“三无人员”，金蝉脱壳。
层出不穷的倒闭潮背后，让人不禁发问：“这个行业到底怎么了？”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早教机构的风光岁月，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早教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已经普遍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向家庭提供包括哺育支持、家庭课堂、儿童健康发展评估等在内的早教服务。
从舶来品到本土化，国内早教经历了多次变迁。自90年代起，国家开始强调家庭教育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作用，1997年，国务院正式发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对托管幼儿园进行转制改革，首次明确国家鼓励社会办学的态度，引入民间资金成为大势所趋。
此后十年，中国民办幼教行业进入“黄金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入园入托难问题集中爆发，各类托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全国民办幼教的数量占比从1997年的13%提升到了2007年的60%。
也是在这个阶段，早教概念风靡开来，燎原成势。美吉姆、金宝贝等国外早教品牌由代理商引入中国，早教首先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蔓延开来，此后逐渐下沉到二、三线城市，诞生了东方爱婴、红黄蓝、运动宝贝等一批本土早教品牌。
早、幼教本就是一个整体，早期教育是根据婴幼儿的成长规律和敏感期特点，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培养，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早教服务由原来的0-3岁延伸至6岁。
2016年，随着“全面二孩”的政策实施，当年人口迅速攀升，源源不断的新生儿，让早教行业成了资本眼中“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与此同时，早教行业的一大波利好政策不断出台，早教市场迎来了高峰期。
据IT桔子统计，2020年，早教行业的投融资事件数量为40起，投融资规模达到116.4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4.82%。截至2020年5月初，全国“幼儿早期教育”相关的企业注册量达到2.7万家，早幼教领域市场规模达3000亿元。
资本带来了风，但也容易把行业吹跑偏，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早教机构们通过“直营+加盟”的形式，快速跑马圈地。截至2019年，红黄蓝门店数合计达1298家；金宝贝开设555家儿童多元成长中心，覆盖近200个城市，累计拥有百万中国会员；美吉姆的门店达到503家，新爱婴的门店数量也超过了900家。
值得注意的是，早教的加盟模式其实相当“松散”，加盟商只需以加盟的形式购买早教品牌的使用权，品牌方并不会对加盟店的运营管理做过多约束，所有事务由加盟店负责。
正是这种管理漏洞，为日后的“爆雷”埋下了隐患的种子。
大多数的早教机构，采用的都是“预收费”模式，以获取大量现金流作为支撑，不断开设新店——即家长不能单买一节课，而是要提前购买几个月，甚至是1-2年的课包，动辄就要支付上万元的课时费。
早教机构的销售策略也大同小异，先是以内部促销为由，营造出紧迫感和稀缺性。同时，通过设计悬殊的价格差来引导家长一次性多缴费，知名机构由于品牌自带说服力，家长在精心包装过的“洗脑”话术下，很容易上头下单。
在行业高速发展的时候，这种方式的确可以帮助机构快速扩张，但相应地，销售体系的弊端，也会被放大数倍，店铺数量一旦达到较大规模，高昂的租金和人工成本就会带来反噬。
以二线城市举例，商场里的早教机构普遍在100平米到200平米左右，房租一个月大约1万元出头；员工不能少于五个人，人力成本一个月在3万元左右，装修至少10万元；合计上加盟费，开一个店首先要投入50万左右，每个月正常经营成本至少得5万块。
按30%-40%的利润来算，起码要有15-20个学生才能够勉强支撑，如果维持不住基本的客户数，以及续费和拉新跟不上，那就要亏钱。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相当于“寅吃卯粮”的透支行为，看似不错的“现金流收入”，同时也是债务，问题只是被加入的新学员以及其上缴的学费所掩盖了。一旦后续学员数量不足或者教培机构自身的运营成本过大，就会造成资金链完全断裂的“恶果”。
怕什么来什么，新生人口数量的大量减少，又成了压垮早教机构的最后一根稻草。和预想不同的是，二孩甚至是三胎政策并没成为催动人口的增长动力，2022年的出生率甚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水平。
要知道，早教机构和幼儿园的生源都是小于6岁的学龄儿童，但从2021年起，我国在园幼儿数开始下降，2022年在园幼儿人数仅有4627.55万人，回落到2017年的数量水平。连幼儿园的数据都在全方位下滑，早教机构的情况只会更严峻。
再加上疫情和“双减”的两座大山相继拍下，各种成本和生源供给问题渐次凸显，最终覆水难收。以美吉姆为例，据美吉姆2020年-2022年这三年的财报显示，美吉姆分别亏损约4.78亿元、1.98亿元、4.40亿元，三年总计亏损超过11亿元。
截至2022年末，美吉姆股价3.91元，市值32.1亿元，但存放在境内的存款只有4841万元，仅一年内需要偿还的非流动负债就高达9290.88万元。
仿佛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现金流的压力拖垮了一个个早教机构。早教这个“吸金兽”不再诱人，从“想赚就跟我来”发展为“要赚钱就莫沾边”，吹出来的泡沫碎的四分五裂。
03 早教不该贩卖焦虑，虚火是时候降温了
恶性循环无休无止。
2021年8月，科贝乐在北京所有校区宣布*闭店，两天后，科贝乐在深圳大仟里、华润、壹方天地3个校区也宣布闭店。
让人震惊的是，哪怕店面已经倒闭，科贝乐仍在和家长讨价还价：“可以复课，但需要家长*支付场地费。”更吊诡的是，这家机构一面在一线城市大规模闭店，另一边却在二线城市火热开店。
2022年，杭州多个悦宝园出现跑路新闻；北京银泰百货的巧虎KIDS宣告破产，杭州两家巧虎早教中心老板失联；七田真在上海、福建、广州等地的多家门店关闭；金宝贝重庆7家校区一夜之间全部关闭，依法进行破产清算；美吉姆多个城市门店突然人去楼空，停止经营。
值得玩味的是，很多早教机构明知资金链出现严重问题、入不敷出，无法提供后续课程服务，仍然大肆宣传办卡，收取课程费用后卷款跑路，“套路”惊人的相似。
而由于出事的是加盟店，早教品牌方不约而同地将自己撇的很干净，声明出奇地统一，着重强调各中心是独立运营，留下焦头烂额的家长们，不得不走上漫长又闹心的维权之路。
在这类纠纷中，受害者起诉获胜基本没有问题，难度就在于执行。据《都市快报》报道，2021年，杭州的李女士在美吉姆万宝城店报了88节的早教课包，但才上了几节课，变故就发生了，退费未果后，愤怒的李女士将美吉姆万宝城店的管理方告上了法院。
没想到的是，对方很快更改了法人代表，虽然官司打赢了，但早教中心始终拒不退费。直到近期接到法院拘留决定书，李女士才发现对方居然找了一个75岁高龄的老人来“背锅”。
早教机构的一再出事，让家长们陷入未知的“惶恐”。事实上，哪怕是没有给孩子报早教班的家长，也大多在“报不报”的问题上犹豫过。
毕竟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些知名人士的成功经验也论证了早教的重要性。比如世界前首富比尔·盖茨的老爸就毫不讳言，“我们在早期学前教育上每投资1美元，将可使我们的纳税人节省矫正教育上的7美元投资。”
面对内卷化的竞争压力，孩子的“认知能力”被迫一再提前。在七田真的课程体系介绍手册里，圆周率作为主要内容，竟被安排在3岁阶段的专项训练课程里，而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记忆200位圆周率，提升记忆容量和专注力”，如此的“高标准”，很容易让家长陷入育儿焦虑。
演变到现在，早教的初衷已然变味。不再是以培养孩子兴趣为目的，而是单纯强化某种技能，甚至违背幼儿成长规律，以提前学、超前教为导向，只为给家长“可视化”的效果，急功近利的风气，与揠苗助长无异。
并且，市面上多数的早教机构都是以“咨询公司”、“培训中心”等名义注册的，开办早教机构如同开办一个公司，并无太大差异，只需要在工商部门注册即可。
这也导致很多早教机构为赚快钱毫无底线，所谓的培训工作更是流于形式，只要参加培训就能获得所谓的资格证书，教师水平良莠不齐，专业化程度远远不够。
直白来说，早教课是一种商业化产品，如果家长把希望完全寄托于早教机构，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错的。
此轮大洗牌过后，没人知道早教行业最终会走向何方。但与孩子相关的跑道，还是希望能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