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山田昌弘 著，钱爱琴 译，译林出版社2023版
日本在关于结婚和养育孩子方面，有两种特有的价值意识，一是关于未来生活设计的风险规避意识，二是日本人有很强的“体面”意识。
尽管这两种价值意识在考察日本的少子化问题时是不可或缺的视角，但一直以来都被人们忽视了。
此外，由于这两种价值意识的存在而导致的比较独特的问题，就是强烈的育儿压力。“不想让孩子辛苦”的情感与风险规避意识和体面意识叠加在一起，将年轻人引向了不生孩子的方向。
风险规避意识：女性在交往前就看清了育儿后的晚年生活
在现代日本社会，有很多人会去做关于结婚/生子的“生涯生活设计”。而且，要将生活设计中的风险降到最低，即最优先考虑规避风险的价值观比较强烈。
这两种要素交织在一起，成为现今日本社会年轻人不愿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
与日本相比，在欧美，认为做生涯生活设计也是白费力气的人以及生活中愿意冒风险的人很多，所以同居、结婚、生子的人在增多。日本人有做生涯生活设计这种倾向的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社会享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75 年的社会稳定。
在2010 年实施的内阁府调查中，未婚女性想结婚的理由中排名靠前的一项是：“不想晚年时孤独一人”。
可以推测，这是女性如果结婚生了孩子，等自己年纪大了时，因为有孩子在而不会寂寞的思考在起作用。这应该可以说明，很多女性在尚未结婚时就想到了晚年生活。比较有意思的是，男性中这一选项的回答率要比女性低。
日本母亲也常会教育孩子说，哪怕是在准备开始“男女交往”的阶段，也要在想清楚将来的结婚生活和育儿生活的情况下，判断是否要交往。
换言之，并不是仅仅靠喜不喜欢的恋爱情感决定交往，而是带着与对方交往后、结婚后将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想法，来判断是否交往的。
可以推测，这样的倾向，尤其是在女性中以及在未婚女性的父母中比较强烈。这是因为在女儿结婚之前，他们就比较担心：男方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能够让女儿将来的生活高枕无忧。
再介绍一个令人吃惊的小故事吧。我的研讨课的学生们，曾经参加过某个以讲述未来为主旨的电视节目的录制。当时，针对主持人“对养老金有没有感到不安”的提问，一个女生回答说，“因为我加入了个人养老金，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还是安心的”。
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加入个人养老金的想法，至少在我年轻时（1980年左右）是没有的。与我同年代的主持人松原耕二，也是吃了一惊。但是，这个女生打算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持续分期付款，为晚年的养老金做准备。
此外，另一个女生计划“30岁时生孩子”。说这是因为在这之前的一年（她29岁的那年），她的教师母亲正好可以退休。由于自己想结婚生子后继续工作下去，因此想请母亲帮忙照看孩子，但又希望自己能尽早生孩子。
据她说，这样考虑的结果，就是计划在30岁时生孩子。而且，她说：“我的母亲也是这样边工作边请祖母帮忙照看孩子的。”
也就是说，很多日本年轻人，已经在心里描绘着从年轻到晚年的生涯生活蓝图了。而且，可以看出年轻人在朝着生涯生活设计所预定的轨道前行。这个轨道包括：结婚，不要离婚，好好地将孩子抚养长大，度过悠然自得的晚年生活。
为了晚年过上更好的生活，必须要好好地养育孩子；为了能好好地养育孩子，必须有足够的家庭收入；为了有足够的家庭收入，就必须与高收入的男性结婚。因此，必须只与高收入的男性交往——很多女性就是这样倒推着打算的。
重视“保持体面”：不愿被别人看低的心理，加剧了少子化
下面来考察一下，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体面”意识对少子化的影响。在日本，这种强烈的“体面”意识，已经成为妨碍结婚和生子的重要因素。
在日本的社会环境下，并不是与喜欢的对象结婚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也并不是有了孩子就能过上快乐的家庭生活。日本人非常重视在周围人面前保持“体面”。
若是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过着不能保持体面的生活，或是做出了有违体面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个人将在自己所属的集体中难以待下去。换言之，周围的人会对他“避而远之”并“防止其接近”，最终则很有可能导致这个人被排挤出该“圈子”。
具体而言，一方面，若某个人不能保持“普通的生活水准”，则会被身边的人瞧不起或者受到他们的同情。也就是说，这个人将不再被视为同类，而被视为另一层次的人，被他人看“低”。另一方面，若某个人做出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举动，则会被身边的人看作“异类”，而不再被看作同类。
在日本社会，无论是多么好的事情，只要做出与多数人不一样的举动，都是不会得到肯定的，而如同人们常说的“读空气”（看氛围，有眼力见）那样，与周围的人步调一致，这样的行为则会得到肯定。
要想保持体面，首先要“维持普通的生活水准”，要与周围人相比毫不逊色的生活，而且要“不做出与（身边的）大多数人相差甚远的举动”，即与多数派的行为保持步调一致。
这两个要素几乎涉及了所有的生活领域，从结不结婚，结婚对象的学历、年龄和相貌，到居住区域、住宅、孩子所上的学校以及着装等。
日本社会经过高度成长期后，已然成了一个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中流阶层的社会。若是看一看各种舆论调查，可以发现，截至1980年，认为自己属于“中流”的人超过了80%，虽然近些年来多多少少有下降的倾向，但这种意识直到现在还延续着。
也就是说，日本社会正在成为一个将过上“普通”生活视作理所当然的社会。而且，从现在日本的绝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中流阶层的现象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已经是一个“普通的生活水准”变高了的社会。
家电产品齐全自不必说，现在的普通生活还要求（有必要的话）有车、（到一定的年龄后）住上公寓或拥有单门独户的房子、让孩子上补习班或课外兴趣班、能让孩子上大学。
人们会努力避免因没钱而达不到这些要求的情况发生，即避免从中流生活跌落下来的情况发生。
人们“不想让孩子受苦”的意识非常强烈。对父母来说，难过的是别人能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自己却因为没有钱而不能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
不能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这会动摇人们作为父母的自信。而且他们认为绝不能让孩子将来觉得“父母没有能够为我……”
因而，人们不仅会自主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而且如果觉得将来不能为孩子提供这样那样的环境的话，他们连婚都不会结。
最后，来讲一下日本的育儿压力。
曾经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专攻方向是家庭研究的留学生问我：“日本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没有什么感情？”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大众媒体中老是有一些儿童被父母虐待致死的新闻报道。
事实上，与结婚/生育情况相反，虐待儿童的现象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不断增加，到2018年时通报的案件数已经达到了约16万件。这种增长方式与终身未婚率的上升曲线相似。
虐待儿童案例的增加不正是育儿压力的一种证明吗？想着“既然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养育孩子的话，索性就不要了”而抛弃孩子，这不也是虐待儿童案例增加的一个原因吗？
造成严重的虐待事故的父母，很多都因为是非正式雇员而在经济上比较贫困，处于无法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环境的状况（即便这样，也不能因此就可以犯罪）。
很多人“为了规避将来陷入不能正常地养育孩子的境况的风险而放弃结婚和生子”。我认为，这是带来少子化问题的最大因素。这不仅仅出于体面意识这样一种外在压力，也基于父母对孩子的爱，所以想要改变是相当困难的。
当然，在欧美，父母也是存在对孩子的强烈的爱的。但是，正如在第三章第三节中关于“单身寄生族”的部分所讲的那样，在欧美，人们有对孩子的养育到孩子成人就结束、孩子成人之后应该经济上独立而不再依靠父母的强烈意识。（因此，很少有像日本、韩国那样的只身赴任现象，离了婚的父母也强烈地主张自己对孩子的探视权。）
在日本社会中，父母“不想让孩子受苦”的感情是放在第一位的。看到孩子受苦，父母会感到很伤心。为了不让孩子受苦，父母需要事先考虑周全。
因此，这就需要对经济实力有一定程度的预期。也就是说，在日本，如果其他人家的孩子能买得起某种东西，而自己家的孩子却买不起，或者是其他人家的孩子有自己单独的房间，而自己家却没有能力给孩子一个单独的房间，又或者是其他人家的孩子都在学习一些才艺，而自己家却没有这个经济实力送孩子学习才艺，这对父母来说是痛苦的事情。要想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就只好不要孩子或者自主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
另外，在日本霸凌现象很多，因受到霸凌而自杀的事例经常出现在新闻报道里。当然，受到霸凌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己不能拥有别人有的东西。于是，父母们为了避开孩子受欺侮的风险，而不得不在孩子身上花足够多的钱，这也导致了父母们少生孩子的现象。
此外，前面也已经介绍过这样一个案例，在对一个父亲进行采访时，他回答说，“因为想给孩子单独的房间，所以我要不起两个孩子”。因为这位父亲有过小时候与哥哥共用一个房间的痛苦经历，所以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有同样的经历。他的逻辑就是，以自己的收入来看，给孩子准备一个单独房间就已经竭尽全力了，所以没有办法要两个孩子。
如果像欧美那样，认为在孩子小的时候只要给予他们爱就可以，成人后的生活是孩子自己的事的话，那么养育孩子时的经济实力什么的，也许就没有必要去想那么多了。然而，在日本，由于父母“不想让孩子受苦”的意识比较强烈，而且会一直延续至孩子成人后，所以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
换言之，可以认为日本的少子化是由父母之爱、体面意识和风险规避意识这三者相结合而造成的。
而且，这种逻辑也适用于很多亚洲国家的少子化对策。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为孩子花费大量金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和责任的意识与日本一样强烈。
（作者山田昌弘为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本文摘自译林出版社《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一书，澎湃商学院获授权转载。）